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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鹅之歌——列宁最后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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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逝后，他的政治继承人——托洛茨基、斯大林和布哈林，对这个偶像往往各执一端，各取所需。
事实上，列宁的晚年思想是一个整体。而对我来说，我最关心的不仅仅是列宁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还包括他实行民主、反对官僚化的政治新政策。如果不抑制官僚政治，实行党和苏维埃的民主，新经济政策无法得到持久和正确的实施。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列宁的政治新政策。 和左翼反对派相比，列宁起初没有清楚地看到官僚主义在党内的存在，也不够重视国家计划在克服官僚主义中的作用。他认为解决官僚主义的办法在于“健全的人”。因此，列宁的具体措施是：1919年设立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1922年4月提出了《关于副主席（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工作的决定》，这个建议的基本原则就是建立一个由“副主席”监督检查国家机器运行的制度。
而早在1920年12月，左翼反对派的领导者托洛茨基就批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他认为“一个拥有所有政府贤人的特殊部门”的概念是不现实的，而具体的行动则更坏。托洛茨基不把官僚制总是看作“健全的人”的问题，而是把它看作一个与客观的经济状态及其缺乏组织相联系的问题。
托洛茨基的基本态度包括两个主要观点，一，苏维埃社会面临的严重危机不能借助于正规的民主来解决，而只能通过国家的经济重建来解决。二，托洛茨基坚持要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制订一个中央的经济计划，将重点放在大规模的国有化工业上。
列宁开始认识到苏联这驾车子没有按以前想的方向行驶。在1921年，列宁写道：“工人国家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我们实际上存在的国家是具有这样的特点：第一，在这个国家里，占人口多数的不是工人而是农民；第二，这个国家还带有官僚主义的毛病。”
1922年，列宁认为导致党过去干蠢事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是：俄国工农的文化水平太低，以及苏维埃的国家机构很糟糕。
列宁在其逝世前写的几篇论文（布哈林称之为“政治遗嘱”），表达了实行政治上的新政策的设想，是对新经济政策的重要补充。《论我国革命》提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上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俄国处于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交汇处，具有某些特殊性。因此俄国可以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一定经济文化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论合作社》指出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即发展商品经济甚至是资本主义。
但是，发展资本主义需要一个政治前提：改造国家机构，反对官僚主义。这就是《怎样改造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及《日记摘录》的主题。《日记摘录》一篇表面上谈的是文化问题，但列宁正是把苏联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作为消灭官僚主义的重要保证。因此他呼吁进行一场文化革命（无独有偶，半个世纪后，毛泽东也发动了一场旨在消灭官僚政治的文化大革命）
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写道：“我们国家机关的状况，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认真考虑怎样来克服它的缺点……”。
在列宁的晚年，党和国家的官僚化是列宁最担忧的问题。因为他在与斯大林这些人的身上，清楚地看到了党和国家的官僚主义病症的征兆。民族问题引起了列宁的关注。让列宁感到痛心疾首的不仅是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等人在格鲁吉亚民族政策上的操之过急，也不仅仅是他们的大俄罗斯主义。列宁相信，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都是政权内部政策的延伸，格鲁吉亚事件只是一种更严重得多的病症的症状而已。列宁在这个事件中看到了发生在党内的官僚化进程。列宁指出：沙文主义者实质上是典型的俄罗斯官僚分子。在《论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文中列宁写道：“这种机构……是从沙皇制度继承下来的，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
列宁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防止党的分裂，这是列宁写给俄共十二大代表大会的主题，这封信被称为列宁的“遗嘱”，实际上这是列宁准备的对斯大林的正式进攻的准备步骤。
列宁逐步展开了对官僚机构的代表斯大林的斗争。虽然列宁在信件中表现得很策略，但可以看出他是决心在政治上搞跨斯大林了。特别是在1923年1月4日，列宁对信件作了一个补充，建议撤掉斯大林总书记职务；3月5日，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威胁要与斯大林断绝关系。他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对这封信说：“要是伊里奇认为没有必要从政治上搞垮斯大林，他是绝对不会下决心断绝私人关系的。”托洛茨基看到列宁给穆迪瓦尼的信后，也清楚地认识到列宁要与斯大林展开斗争。这封信当时转交给托洛茨基，按托本人的说法，列宁委托他在十二大上对斯大林进行毁灭性的攻击。
托洛茨基是个多少有点书生气的革命家。虽然他对官僚化有深刻的预见，但是他正如列宁所说那样“过于自信”，对于列宁在生命最后关头进行的政治斗争的严峻性认识不足。因此，虽然他与列宁结成了反对斯大林的同盟，但是在党的十二大上却对斯大林手下留情了。玩政治，他远远不是斯大林的对手。
列宁十分关心他对官僚主义及官僚头子斯大林的攻击所取得的成果。但是，他的许多建议不是在沉默中遭到冷遇，就是被视之为时机尚未成熟。他关于工农检查院的文章，甚至险遭不能发表的命运。
1924年1月19日到20日，克鲁普斯卡娅给列宁读了刚刚发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这项决议总结了官僚化的论战，并给发起论战的托洛茨基扣上了“小资产阶级”的帽子。
可以肯定，这项决议给了列宁重重一击：他所担心的事正变成现实。第二天，列宁就怀着深深的失望和困惑与世长辞了。
在三十年代，被赶出国门的托洛茨基指控列宁的死与斯大林有关，直接点说，列宁是斯大林毒死的。我看过一些文件，列宁的死确实有疑点。不过，是也罢，非也罢，苏联都解体十多年了，这又关伊底事？只希望列宁的政治新政策能够给人一些启示，这就是：官僚不死，改革必败。不管是托洛茨基这个军事人民委员，还是列宁这个党的最高领导，都改变不了这个趋势。
今天说的是前苏联的三位革命领袖：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八卦事。
先肯定一个前提，领袖也是人，人所有具有的一切，包括欲望、妒忌、怨恨、愤怒，他们也无不具有。对此，你可以说：我不喜欢这样；但不必说：这样是不对的。因为，难道你就没有这样做过？
言归正传。领袖的风流史，苏联的官方史家照例是装作看不到的。可惜总会有一些轶事流传下来。
前不久才听说马克思是有私生子的，这事没有旁证，就不说了。不过，列宁与他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之间并无爱情，这是苏共很多人都知道的。他们只有革命同志的友谊。当然，可能是纯洁的友谊，但对于夫妻来说，总有总怪怪的。事实上，列宁爱的是一个叫印涅萨的气质女人，一个有夫之妇。以至于1922年她死的时候，据克鲁普斯卡娅说，列宁实际上也已经死了。
列宁在1924年逝世后，克鲁普斯卡娅一度按照他的遗嘱，支持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左翼反对派，想要把粗暴的总书记斯大林搞下台。斯大林威胁她说：如果你的支持我，我会让党宣布，说你不是列宁的妻子。党是什么奇迹都能创造出来的，不是吗？所以克鲁普斯卡娅妥协了。
至于斯大林，我们不知道他是否也有爱，但愿没有。因为被他爱上可不是愉快的事情。众所周知，他的第二任妻子是自杀的。根据布哈林妻子拉林娜的叙述，在1932年11月8日晚上的宴会，斯大林当着妻子的面向一个女演员大献殷勤，她保持沉默，也不吃东西。斯大林命令她说：“喝吧，母狗！”并且把一些桔子皮扔到她身上，并且说了一些粗鲁的话。当晚她就自杀了。
流亡异国的托洛茨基也少不了风流佚事，不过他与妻子娜塔莎的爱情却颇为感人。他在日记中不止一次以欣赏赞美的语气描写了娜塔莎的高贵气质。当然喽，也不乏肉麻的词句，比如说“我是你的一条老狗”之类。
早在1937年的大审判中，托洛茨基就被斯大林缺席判处死刑，在1940年8月20日，这一判决终于被执行了，托洛茨基被格勃乌特务击伤脑部，他意识到自己生命垂危，也许是害怕在袒露胸襟之前死去，他忽然说：”娜塔莎，我爱你！”而且说得那么庄重，那么严肃，但很微弱。
托洛茨基被送到医院，护士给他理发，他还记得昨天娜塔莎想请理发师给他理发，结果没来。此时他向妻子眨眨眼幽默地说：”你瞧，理发师不是来了吗！”为了进行手术，护士们开始替他脱衣服，当准备脱最后一件外衣时，他很严肃地对娜塔莎说：”我不要她们脱，我要你替我脱。”当脱下衣服后，她弯下身子吻他的嘴唇，他们一次又一次接吻，这是他们的最后告别。
三位领导人都有一个特点：他们都是钢铁造成的人。虽然如此，还是有一点区别的。斯大林这个名字的含义，就是“钢铁般的人”。他杀起自己的战友来，的确是眼睛都不眨的。新的解密文件也证明了，是斯大林下令枪毙沙皇全家的。但是，在前线传来德国大举进攻，苏军溃败的消息后，这位钢铁统帅却惊惊慌失惜，躲了好几天。像所有的暴君一样，斯大林极其害怕他人阴谋杀害自己。在晚年，为了避免别人的饭菜中下毒，他甚至自己做饭。
至于列宁，该出手的时候他也不会手软的。举个例子，1935年，托洛茨基通过廖瓦把部分文件卖给了在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主义历史研究所。这些文件是1917-1922年的通信的影印件。廖瓦写信告诉托洛茨基说，他把列宁的三封电文抽掉了。下面是这三封电文的一些内容：（1）“可以用贿赂的手段，也可以用恐吓的方法。”（2）“如果他们纵火，就把他们全部处死。”（3）1919年6月8日列宁写给斯克良斯基的谈到耶夫斯克的电报全文：“请以我的名义给梅尔尼昌斯基，告诉他，犹豫不决，对旷工行为不执行处决是可耻的。”我不想评论列宁这样做是不是太过火，因为革命本身就是历史的过火行为。真正的革命者不应该掩饰这一事实。
列宁和托洛茨基，一个死得早，一个给逐出教门，所以也避免了斯大林留下的千古骂名。但是，即使换了他们两位，也改变不了历史的铁的逻辑，至多是使这一进程进行得较为温和罢了。
俄国国有制资本的原始积累，与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以及俄国在东方的整个殖民主义政策紧密相连。俄国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结束阶段正好与社会革命本身同步。剥夺土地占有者始终是这一过程的基础。俄国1917年革命的目标，是反对完全衰老的亚洲封建主义，同时反对业已发展起来的私有制资本主义。它的使命是为农民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和在国有制统治基础上建立社会化生产创造条件，如果我们不理解革命的这一特殊性，就不能理解革命的进程和及其后果，就不能理解它客观上可能成为而且已经成为导致确立国家资本主义的革命。
托洛茨基没有像斯大林那样深刻地理解这一历史进程，所以他最后败下阵来。先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然后又被驱逐出祖国，过着颠倍流离的侨居生活。他的两个儿子都被格勃乌特务杀害，他本人也死于特务之手。
比起这些来，他在精神上的痛苦要大十倍。他坚守传统马克思列宁主义，勇敢地揭露了斯大林及其官僚统治的真面目，但是他的遭遇就就阿波罗所惩罚的女预言家那样，谁也不相信他，他是作为叛徒、杀人犯、英美法德诸国的间谍死去的。
以前的革命者虽然也遭受了巨大的肉体痛苦，但他们也能得到道义支持。而托洛茨基由于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就注定了其抗争的悲剧性，就像他的前辈闵采尔以及后来者毛泽东所处的境遇一样。
所以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经过十月革命的老布尔什维克，竟如此轻易地被斯大林击败，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斯大林确实是取得了历史的授权书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都向斯大林屈服了（布哈林临死前给斯大林写信道：“我开始对你产生了像对伊里奇那样的感情…”“我想对您说，我愿意在思想上毫无保留地和毫不动摇地完成您的任何要求。”），但托洛茨基从来没有停止斗争，直到特务将他杀害，使他的鲜血和脑浆洒在他正在撰写的《斯大林评传》上。
单从这一点说，托洛茨基是值得钦佩的。许多人评价托洛茨基说：“托洛茨基具有高度的自制力，遇事不惊，沉着冷静，经得起挫折和失败。”
在许多小事上也表现了托洛茨基的坚强。1931年3月1日，托洛茨基在普林吉坡的住宅失火，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托洛茨基的亲人和秘书都因此而忧心仲仲，而托洛茨基在刚刚安顿下来后，马上把手稿往桌上一摊，叫来了速记员开始口述他的著作，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
1940年5月25日，刺客袭击了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的住所，他们架起机关枪往屋子里疯狂扫射。凶手们逃走后，托洛茨基在等待墨西哥警察到来的这段时间里，又坐在书桌前开始写作了。
只有一次，在接到女儿齐娜的死讯后，他把自己关在房子里，几天以后才继续工作。
托洛茨基的坚强来自他对革命的信念，来自他对生活的爱，也来自他的远见和深刻的洞察力。
1937年，他曾经对哲学家杜威领导的一个旨在调查当年莫斯科大审判真相的委员会做过如下表白：
“我的生活经历既不乏成功，也不乏失败，这不仅没有毁掉我对光辉灿烂的人类未来的信念，反而使它更强烈了。这是对理性、真理、人类和谐的信念，我在18岁时就抱着这一信念进入了俄国外省的尼古拉耶夫市的工人区。此后我一直完全、彻底地坚持这种信念。它更加成熟了，而热情却并没有消退。”
假使社会主义不过是海市蜃楼，革命仅仅是以一种剥削与压迫的形式代替另一种，而且不可能有别的选择，那么，托洛茨基就像一位沉溺于自己的梦想与幻觉中的乌托邦信徒。即使是这样，他也应该获得伟大的乌托邦主义者与梦想家理应获得的那份尊敬与同情，因为他是其中最伟大的一个。让余杰之流狂吠吧，真正的革命者从来不需要为自己辩护。正如托洛茨基所说：
我相信，社会主义代表了人类对平等、公正、自由和幸福的追求，任何人也不能判定它是空想，任何人也不能宣布它的死亡，因为这种追求已贯穿了人类的全部历史，它将继续下去。也许，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历史为人类准备的仍是官僚奴隶制度。就算是这样，我仍旧站在奴隶一边。我不会为新的剥削者鼓掌呐喊，不管新的剥削制度怎样是“历史的必然”。
写着写着严肃起来了，还是回到八卦主题吧。
托洛茨基兴趣广泛。喜欢骑马、打猎、捕鱼、饲养小动物。他在书信中常常以真正的喜悦心情写到他这些活动。在流亡生活中也乐此不疲。他幽默地写道：他要打到野兔，同时跟老虎、野猪等签订一纸互不侵犯协定。
托洛茨基乐于跟普通人，特别是工人交往。他跟老渔翁做好朋友，在老人面前他没有半分架子。必须指出，他身上有浓厚的贵族气派，但是他只对身边的人才如此，面对初见者，他是十分亲切的。他的秘书说：“谁跟他工作的时间愈久，他就愈挑剔，而且态度也越加粗鲁。”
托洛茨基还有另一面，那就是教条的、书生气的一面，或者可以说是保守的一面。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任何创新总是侧目而视的。他对于这种创新有一种说法，叫做“修剪马克思的胡子”。一直到他死，都不肯承认他首先揭露和批判的官僚集团是一个新阶级。
这种循规蹈矩的性格甚至也影响到他的生活习惯。他的秘书说：“对于自己的心爱之物，诸如钢笔、马达渔具和猎枪，都必须按照规定使用和保养，而这些规定几乎是不可改动的。”
他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有时令人很头痛。比如，有一次他也来帮忙洗碟子，他擦拭每一个盘子和碟子都特别仔细，这样一直干到很晚才结束，结果他不来倒省力些，来帮忙大家反而更累了。
我想像他那样的革命者在死的时候应该是平静的，因为他知道终于可以休息了。现在他的坟墓在生前所寓居的院子里，大理石墓碑上面是镰刀斧头旗，这面在前苏联已经无声地降下的旗子，还在他的头上飘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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